2024年1月17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發布了《世界經濟黃皮書：2024年世界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國際形勢黃皮書：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2024）》。

       《世界經濟黃皮書：2024年世界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指出——顛覆性技術為世界經濟帶來深刻復雜影響

       2024年1月17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發布了《世界經濟黃皮書：2024年世界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

       在第四次工業革命浪潮下，以新興技術為基礎的新產業、新業態和新模式不斷涌現。2023年6月，世界經濟論壇發布2023年十大新興技術，包括柔性電池、生成式人工智能、可持續航空燃料、工程噬菌體、改善心理健康的元宇宙、可穿戴植物傳感器、空間組學、柔性神經電子學、可持續計算和人工智能輔助醫療。在不斷涌現的新技術中，人工智能（AI）技術及其日益廣泛的應用對世界經濟與社會帶來的顛覆性影響初現端倪。企業家們爭先恐后地將人工智能領域每一項新的突破付諸實踐，從同聲傳譯、私人助理和無人駕駛汽車到改進監控設備和致命性自主武器等令人關注的領域，無不因人工智能而發生深刻變革。與此同時，人們對人工智能固化社會歧視、引發大規模失業、支持壓迫性監控以及違反戰爭準則等問題表示嚴重關切。隨著思想機器與全球商業金融和戰爭的互相作用，全球對人工智能的擔憂與日俱增。亨利·基辛格等的研究論述了這項新技術所帶來的機遇和危險，并指出人工智能有望在所有領域帶來變革。如果主要大國不設法限制人工智能的影響力，那將是一場導致災難的瘋狂競賽。近年來，人工智能的研發與應用取得了相比以往更大的進展。2019年發布的GPT-2被認為是第一個大型語言模型（LLM），擁有15億個參數；GPT-3擁有約1750億個參數；而當前占主導地位的GPT-4在120層中共包含1.8萬億個參數，參數規模是GPT-3的10倍以上。根據麥肯錫的調查數據，2022年50%的公司部署了人工智能，遠高于2017年的20%。N2022年，全球人工智能市場收入達4500億美元，同比增長17.3%；2023年第一季度人工智能生成內容（AIGC）成為最熱門的投融資領域。O根據2023年10月發布的《2023年人工智能現狀報告》，ChatGPT成為世界上用戶增速最快的產品，并推動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在圖像、視頻、編程、語音和副駕駛（CoPilots）等領域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帶動了180億美元的風險投資和企業投資。PChatGPT究竟是人類之友還是人類之敵，仍有待觀察。為此，各國政府對人工智能立法的關注度也迅速提升。根據斯坦福大學發布的《2023年AI指數報告》，在127個樣本國家中，包含人工智能的立法數量從2016年的1個增加到2022年的37個；在81個樣本國家的議會記錄中涉及人工智能的法案數量較2016年增加了近6.5倍。Q2023年10月，我國適時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強調各國應在人工智能治理中加強信息交流和技術合作，共同做好風險防范，形成具有廣泛共識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標準規范，不斷提升人工智能技術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

       《國際形勢黃皮書：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2024）》指出——發展中國家國際地位不斷提高，“一帶一路”發揮重要作用

       2024年1月17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發布了《國際形勢黃皮書：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2024）》。

       黃皮書指出，面對大國競爭的加劇，發展中國家的對外關系顯現出兩個主要特征。其一是中立平衡。當前，發展中國家普遍承受著西方的雙重壓力。一方面是政治外交上的巨大壓力，被逼迫“選邊站”；另一方面又是各種誘惑拉攏。西方大力炒作“全球南方”的概念，企圖將中國從發展中國家中分割出來，以此孤立中國。面對美西方的逼迫拉攏，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堅持“不選邊站”的立場，在烏克蘭危機中堅持不譴責、不制裁俄羅斯。在美國的巨大壓力下，東盟和中東、非洲、拉美的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堅持了不在中美間“選邊站”的立場。

       其二是聯合自強。在承受西方國家“選邊站”壓力，以及看到西方對俄無底線制裁的情況下，廣大發展中國家自主自強意識上升，廣泛采取了聯合抗壓、提升自身影響力的舉措。2023 年4 月，以沙特阿拉伯為首的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國家頂住了處于高位通脹的西方國家的壓力，堅持從5 月起削減石油供應，總減產幅度超過160 萬桶/ 日。隨著上海合作組織和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的擴員，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表現出加入這兩個組織的強烈意愿。發展中國家的聯合有利于增強維護自身利益的能力，有利于推動國際秩序向公正合理方向發展。

       在新時代，發展中國家的對外關系有了較大變化。相較過去，發展中國家的總體政策取向和訴求發生了變化。政治訴求由過去的反殖民、反帝、反霸，轉為反干涉、反施壓、反制裁；由過去追求民族解放、國家獨立，轉為追求新時代的國家發展目標。驅動它們與中國發展關系的動力也發生了一些變化，除了在政治上都有反對西方干涉的需求外，更多的是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的幫助，特別是在基礎設施、電力、農業和工業化等領域的幫助。這正是中國推動“一帶一路”倡議的目的，也是“一帶一路”建設得到共建國積極支持并在過去10 年取得顯著成效的原因。